说起海外的中国文物，很多人会以为都是近代以来流失出去，其实也不尽然，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，和海外一直有交流和联系。目前所知国外出土的中国文物，甚至可以早到战国至两汉时期。至于唐宋元明时期通过贸 易出售到海外的文物就更多了。今年暑假期间，日本的九州国立博物馆和根津美术馆都在举办展览，展出了一些日本出土和古代日本收集的珍贵中国文物，非常值得一看。
首先是位于九州福冈县太宰府的九州国立博物馆。这家九州最大的博物馆成立于2005年，今年是建馆20周年，于是举办了名为 “九州国宝、九博珍宝”的大型馆庆特展，展期为7月5日至8月31日。特展分为不同展期，在上半期能看到两件和中国有关的国宝级考古出土物。首先是7月5日至7月21号展出的一对铜制镀金龙头，它们出土于世界文化遗产冲之岛遗址，根据形制推测是公元6世纪的作品。冲之岛位于九州和朝鲜半岛 中间的海域，在6世纪时是日本接受外来文化的桥头堡，出土物也普遍显示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化影响。这对龙头的风格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，龙头后有很大的接口，龙嘴处也有孔洞，从外观上很难想象是做什么用的，不过敦煌莫高窟给出了答案。敦煌第159窟有9世纪早期西藏地区统治者吐蕃赞普的礼佛图，赞普身后有人打着华盖伞，伞上面恰好有个龙头部件，龙嘴里垂着伞，龙头后接着执竿，画面清晰地展示了龙头的使用场合和方法。我们无法绝对确认这对金铜龙头的制作地点，但不能排除是从中国进口的可能性，至少是6世纪中华文化圈里高级贵族的仪仗装饰道具，世界上仅存这一对孤品，非常珍贵。
展开剩余83%配图1: 金铜制龙头，6世纪，宗像大社藏。
从7月23日到8月3日，九州国立博物馆的特展上会出品另一件特别珍贵的出土文物：日本九州福冈市博物馆收藏的“汉委奴国王”金印，这是东汉初年的印章文物，上面的印文是日本最古老的原始文字记录。日本江户时期的天明四年（1784）2月23日，在九州福冈志贺岛的农民甚兵卫在翻田时掘出一颗金印，上面有文字，但谁也不认识。很快，金印被送到了当时统治福冈的诸侯黑田家，然后由当时水平最高的儒家学者 龟井南冥（1743-1814）进行鉴定。龟井南冥看到印文是“汉委奴国王” ，印为蛇钮，阴文，篆体奇古，于是引用《后汉书.东夷传》，判定这枚金印来自于东汉，是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王的金印。《后汉书》的原文是这样记录的： “建武中元二年（公元 57 年），倭奴国奉贡朝贺，使人自称大夫，倭国之极南界也，光武赐以印绶” 。这段文字也是日本最早的历史记录。金印被福冈历代藩主奉为至宝。1931年被日本指定为国宝文物，1978年由黑田家捐赠给福冈市政府，1990年开始在福冈市博物馆展出。
配图2: 金印，东汉建武中元二年（57年），福冈市立博物馆藏。
金印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文物，因为它对应着日本在中国史书里最早的文字记录。但是争议也一直没有平息，原因是在福冈并没有发现其他的同时期文物，所以很多人指责这个印是伪造的。为了鉴定金印，日本采取了很多科学测量方法。1966年，日本通商产业省工业技术院计量研究所发表了金印的测量数据，印面边长平均为2.347厘米，印台平均高0.887厘米，总高2.236厘米，重108.729克，体积6.0625立方厘米。其边长和汉代的一寸（约2.3厘米）基本一致，很 可能确为汉代制作。1994年，日本又对金印做了X射线分析，发现其含金量是95%，银4.5%，铜0.5%，和中国出土的东汉金器有基本一致的合金配比，可以确认这个金印日本江户时代根本无法仿制，就是中国东汉时期的作品。实际上，考古学家在对金印进行严密测量之前，就已经知道金印必然是真品了。原因在于中国出土了相似的文物。1956年，中国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古墓遗址群被科考发掘，6号墓出土了一枚印文为“滇王之印”的金印。根据《史记.西南夷列传》的记载，汉武帝元封二年（公元前109年）曾经下赐滇王金印。这枚滇王之印比汉委奴国王金印稍小，但是印钮都是蛇钮，边长也基本一致，这是为当时的竹简大小而设计的。当时的文书还不用纸张，用的是竹简，重要的竹简文件为了保密，上面会用泥来做封，封好了湿泥后盖 印，泥干了之后就成了封印，打开文书会破坏封印，相当于是保密措施。滇王之印的出土，确证了汉代赐给边疆民族的印信模式，也确证了日本的汉委奴国王印就是真品。不过，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印钮和印文工艺极精，而滇王之印工艺很糙，所以有专家认为，滇王之印是某位滇王为了陪葬而制作的仿印，并非真正汉武帝下赐的金印。现在滇 王之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出境文物，地位崇高，汉委奴国王金印的文物价值就可想而知了。1982年2月，另一个珍贵的汉代金印出土了。江苏邗江甘泉山二号东汉广陵王墓出土了一枚“广陵王玺”金印，这枚金印和日本的汉委奴国王金印虽然文字和印钮不同，但是两者在尺寸、重量、花纹、雕法和字体上均如出一辙，且史料记载的制作时间只相差一年，甚至有专家认为两枚金印是同一人制作。广陵王玺的出土，确证了日本的汉委奴国王金印非但是真迹，而且可能和广陵王玺出自同一个宫廷作坊，原产地可能就在当时的首都河南洛阳。当时的金印上还会配有紫色的绶带，但是应该已经腐朽，所以没有出土，古人将印放在衣服之内，绶带外露，就可以通过颜色来表明身份等级了。从8月5号到8月31号，九州国立博物馆的特展会展出一件孤品文献，7世纪晚期武周时期学者张楚金的《翰苑》。这部书早已失传，1917年在九州太宰府天满宫发现了一份9世纪抄写的残卷，震动了学术界。这是《翰苑》一书最后的一卷《蕃夷部》，介绍的是中国周边地区部落和国家的历史，书中大量引用早已散佚的唐朝之前的文献，对研究古代边疆史和中外交流而言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配图3: 翰苑蕃夷部。7世纪末期武周张楚金作，9世纪抄本，太宰府天满宫藏。
另一处能欣赏经典中国文物的展览，是东京的根津美术馆（最近的地铁站为表参道）的夏季企画展“唐绘，中国绘画和日本中世的水 墨画” ，展期为7月19日至8月24日。14-15世纪统治日本的室町幕府，喜欢利用中国的文物来彰显自身权威，于是日本就出现了收藏“唐物”的风气。那时传入日本的中国宋元明时期的绘画，有一些留存至今，甚至成了日本的国宝级文物。这次根津美术馆的 “唐绘”企画展主打绘画，展出了12件中国宋元明时期的作品，其中有两件国宝级的南宋画特别引人瞩目。首先是展品编号No.1的《鹑图》，这是一幅宋代的团扇画，宽27.8厘米，高24.4厘米，画上有一只胖胖的鹌鹑正从一丛枸杞中走来，它左脚站立，右脚抬起，画家巧妙地捕捉了鹌鹑运动中的一个瞬间，让它变得活灵活现。《鹑图》的作者传 为李安忠，杭州人，是活跃于南宋孝宗到宁宗时期的画家，画史记载他善画花鸟，这只鹌鹑根根羽毛纤毫毕现，精彩细致到令人叹服，确实是名家手笔。鹌鹑的鹌和“安”同音，加上做中药的枸杞，寓意大概是祈愿长寿。
配图4: 鹑图，传李安忠作，南宋12-13世纪。根津美术馆藏。
这幅《鹑图》上钤有室町幕府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的鉴藏印“杂华室印” ，可见它至少在明代前期就传入日本了。当初本来有一对两幅 鹑图，此次展出的是其中一幅。另一幅国宝级的文物，是展品编号No.6的《渔村夕照图》。这是南宋末年四川出身的僧人画家牧溪的名作，作者用水墨渲染的技法，把潇湘山水在夕阳照射下光影明灭的情景给画了出来，非常精彩。《渔村夕照图》是牧溪《潇湘八景图》中的一幅，潇湘八景是北宋画家宋迪首创的艺术主题，牧溪对这个主题进行了杰出的再创作。牧溪的《潇湘八景图》传到日本之后，被室町幕府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收藏，并钤盖上了鉴藏印“道有” 。但是日本人和中国人鉴赏书画的方式不一样，他们喜欢把长卷或册页装裱成立轴，挂在茶室内鉴赏。于是牧溪的长卷《潇湘八景图》被裁成八段，分别裱装成立轴。《渔村夕照图》是其中流传至今的精品。要注意的是，根津美术馆的企画展禁止拍照，配图的照片是馆方特别许可拍摄的。
配图5: 渔村夕照图。南宋牧溪作。13世纪。根津美术馆藏。
（作者，谢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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